【原文】《山海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译文】到处都是漫天大水。鲧没有得到天帝的命令，就擅自偷盗了天帝的息壤来堵塞洪水。天帝命令祝融把鲧处死在羽山郊外。禹是从鲧遗体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天帝后来命令禹整治国土治理洪水，并最终划定了九州的区域。
【研究】鲧是禹的父亲，在禹之前，鲧被四岳推荐给帝尧来治理洪水，鲧治水9年，没有成功，《山海经》说鲧偷窃了帝尧的息壤来堵塞洪水，根据郭璞的《山海经注》记载，息壤是一种可以自己无限生长的土壤，可以用来堵塞洪水。
顾颉刚先生曾经以为在黄土地区发现的土层因地下水的作用而隆起的现象，是“息壤”传说的现实依据：“原来在渭河峡谷里黄土层间……地下水位入冬冻胀，春后消融，地下水流又不断地施压力于上部较薄的地层，使得土地突然隆起。”他引用矿物学家张幼丞先生的分析说，有的“息壤”或“息石”，“当是局部的地壳上升的现象”。顾颉刚先生还引述了农学家蓝梦九先生的见解：“土向上隆起的原因，尚有粘土的湿胀和土壤生物作用，尤其微生物作用；土壤本身并有弹性。”顾颉刚先生的分析，注意应用科学的方法，力求对远古传说找到今人能够理解的说明。不过，局部土层的向上隆起，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是否可以止抑洪水，以及治水者应当运用怎样的工程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利用这种“息壤”，人们依然迷惑不解。
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一五有《息壤辨》，从“土坚而壤濡”的认识出发，以为壤“盖耕治之地也”，“《山海经》所云‘鲧窃帝之息壤’，盖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于民，故曰‘帝之息壤’。鲧之治水，不顺水性而力与水争，决耕桑之吠亩，以堙徭潦之洪荒，故曰‘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吕微先生亦以“肥沃的土壤”释“息壤”，又使用“神赐的黑色粪肥”的概念，以为“息壤”神话体现了“‘神粪至上’的农耕意识形态”。叶舒宪先生则提醒人们注意“原始神话中的息壤原型与古老的生命观念、灵魂观念的联系”。他指出，“息壤”是一个内蕴深刻而丰富的原始意向，“息壤之所以能自行生长，是因为它具有生命，它之所以有生命，是因为神曾用吹气的方式将生命之息——灵魂注入其中”。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另一种理解，即以为“壤者土也，本是土地之代词；息，生生不息，是指土地之扩大”，因此鲧窃息壤其实是为了扩大“领土”范围。萧兵先生指出，这样的观点，“是不是离开神话因子的固有特质和客观含义太远了些？” 李家浩先生关于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出土了一笥泥土，竹简称为‘溥土’”的议论则紧扣“治水”主题。李家浩先生说：“‘溥土’实际上也就是《淮南子·墜形训》所说的‘禹乃以息土填洪水’的‘息土’。‘息土’或作‘息壤’，相传是上帝的一种神土，因其能生长不息而得名。该墓把‘溥土’与绘有禹、契神像的龟盾同置于椁室之内，显然用意是镇治水，或者是防御水的了。”这种说法把出土笥装泥土即所谓“溥土”解释为“息土”、“息壤”，然而即使如此，“溥土”也仍然只是一种象征。至于“息土”、“息壤”何以能够“镇治水”、“防御水”，则依然是未解之谜。 萧兵先生看来是倾向于顾颉刚先生的分析的。他写道：“这种神土的最大特征是能够自我生长（但是还有个‘临界点’，例如填平了洪泉，布置好山川，甚或长成地球，不然就要充塞宇宙了）。柳宗元《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记龙兴寺北敞有堂，‘堂之地隆然负砖甓而起者，广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为堂也，夷之而又高’。可能含有沼气之类有毒气体，所以‘凡持锸者尽死’。有时挖掘到这类‘神土’，适遭雷雨、洪峰，古人就因此说是惊动了鲧禹神物，触犯了‘禁厌品’所致。”萧兵先生还说：“‘息壤’本指某种能够自我增殖和膨胀的神土，这是有地质学、土壤学的‘膨胀土’为‘原型’依据、现实基础（参见顾颉刚先生的专题研究），又有丰富的文献和传说的支持，还有美洲等地这类‘息壤’神话为参照，是很难否认和曲解的。‘自我增殖和膨胀’是它的神话学特质，任何阐释、复原都只能在这既有的基本结构上进行。如果硬要抽掉它最基本、最重要的‘神话学特性’，而任意加以穿凿、附会、翻案、引申，那么它就失去其质的规定性而不能成为‘神话因子’或‘神话学对象’来研究、来鉴赏了。”萧兵先生引述了柳宗元关于永州龙兴寺“息壤”传说的文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本人的态度，却是否定其“神”性的。《柳河东集》卷二八《永州龙兴寺息壤记》在谈到“堂之地隆然负砖甓而起者”，“夷之而又高”以及“凡持锸者尽死”事后又说，“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機。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记·天官书》及《汉志》有地长之占，而亡其说。甘茂盟息壤，盖其地有是类也。昔之异书，有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使湮洪水，帝乃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其言不经见。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岂帝之所爱耶？南方多疫，劳者先死，则彼持锸者，其死于劳且疫也，土乌能神？今恐学者之至于斯，征是言，而惟异书之信，故记于堂上。”所谓“《史记·天官书》及《汉志》有地长之占”，即《史记·天官书》以及《汉书·天文志》的如下文字：“天开县物，地动坼绝。山崩及徙，川塞溪垘；水澹地长，泽竭见象。” 我们在历史文献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所谓“地长”之例，如《搜神记》卷六：“周隐王二年四月，齐地暴长，长丈余，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时暴长。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在正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旧唐书·五行志》：“则天时，新丰县东南露台乡，因大风雨雹震，有山踊出，高二百丈……则天以为休徵，名为‘庆山’。”“建中初，魏州魏县西四十里，忽然土长四五尺数亩，里人惊骇之。”《觚剩》卷六有关黄河上“飞浮山”的内容，更可以使人联想到有关地形变化在治水神话中的神秘作用：“飞浮山在黄河中，出没不时，峰峦下垂，上平如几，山势可三四里许……顺治丁酉岁，出浮河面，不久而没，非常见也。”不过，上述意外的“地长”、“山踊”诸现象，似乎都不足以使“息壤”传说得到确切的说明。 除柳宗元《永州龙兴寺息壤记》外，明人谢肇徵《五杂俎》卷四《地部二》又说到江陵“息壤祠”：“《山海经》：‘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今江陵南门有息壤祠云。息壤，石也，而状若城郭。唐元和中，裴宇牧荆州，阴雨弥旬不止，有道士欧阳献谓宇曰：‘公曾得一石室乎？瘗之则雨止矣。’宇惊曰：‘有之，但已弃竹篱外矣。’觅而瘗之，雨即止。后人有发之者，辄致淋雨。苏轼序云：‘今江陵南门外有石，状若宅，陷地中，而犹见其脊，旁有石记云：不可犯畚锸，以致雷雨。后失其处。’万历壬午，新筑南门城，乃复得而瘗之，置祠其上。” 柳宗元所谓“甘茂盟息壤”，其事见于《战国策·秦策二》：秦武王“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甘茂为此“请之魏，约伐韩”，“王迎甘茂于息壤”。甘茂排除疑议，“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之盟。’于是与之盟于息壤”。同一史事，又见于《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息壤”作为地名，张守节《正义》以为“秦邑”，司马贞《索隐》则说：“《山海经》、《启筮》云‘昔伯鲧窃帝之息壤以埋洪水’，或是此也。”战国“息壤”地名，秦汉时期史籍中不再出现，其地未能确指，但大致当在秦、韩、魏之间，即河洛地区。
